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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唐诚说：“我是一个信访局的副局长，本来对于教育工作不是我分管的业务，也不是我的工作业务范围，今天来到你们红岗县顺道参观了一下教育工作，这个是完全属于参观，我一再的强调这个里面没有政治性质，完全是大家商讨研究一下教育工作！探讨一下教育工作新思路新问题以及解决的新办法。使本人也增加点其他业务知识，使自己的眼界变得更开阔。”

唐诚既然这样表态了，会场气氛立即变的轻松愉快起来，大家畅所欲言，纷纷都谈了对教育资源紧张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有的建议还是一针见血。

总的来说，还是上级拨付的教育经费少，单单靠县财政保障，每年教育经费投入在财政预算中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个数据真的做不到，这还不包括各级政府挪用的因素制约，按照中央财政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投入标准，实际上，省市县乡四级政府都是无法做到的！

唐诚认真的听取了大家的建议，还不时记在本子上。

将来如果自己有了可以掌握教育资源分配大权的时候，一定会坚决的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严禁各级政府挪用，否则，遇见一例严查一例。

其实，这个时候唐诚想到的，只是未来，他之所以参观一下教育工作，就是为将来做准备的，可是唐诚也没有想到，他回到了省信访局之后，马上就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向上级建议自己对教育资源的看法了。

唐诚回到省信访局之后，星期一，办公室通知唐诚去省政府开会，会议性质是全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这个联席会议召开的日期不定，有时可能是一个月就召开一次，也有可能两个月召开一次，有时也可半年，形势紧的时候也可能是每周。

所谓的联席会议，就是省政府各个分管副省长都参加，包括分管信访工作的副省长常遇松。会议一般都有常务副省长主持，会议议程首先由信访局长通报近期的信访形势，以及信访工作出现的新问题新苗头新倾向，统计各个行业出现信访案件的次数，那一个副省长分管的工作中出现的信访案例次数多，那一位副省长就要对相应引起民众上访的问题进行深入查摆和调研，争取把工作做到前面，其次有分管信访副省长通报近期信访工作集中出现在各行业的比例，以供大家工作参考；最后常务副省长做总结发言。其实，召开这样的联系会议是很有必要的，却是有未雨绸缪的意思。

按照会议安排，省信访局所有的副厅级以上的干部都要参加，只不过座次标准不一样，会议一般都在省政府小礼堂举行，围坐在会议桌边的都是副省长，椅子也都是软座，曹加帅可以准许坐到副省长的行列之中，像唐诚和刘红菊等副局长，只能是坐在靠墙分布的左右两排的椅子上，椅子就是普通椅子，等级很严明，就好像吃宴席，不可以坐到正桌上，只能搬把椅子在餐厅一角蹲下来吃饭一样。

会议在上午九点钟开始，首先由曹加帅通报近期的上访热点，仍然集中在农村和市级以下的小区内，房地产拆迁，农民补偿，计划生育，税费征收，服务管理，教育卫生等依然是上访的集中爆发地，百分之八十的信访案件都是在以上范围内产生的。

而后，分管信访工作副省长常遇松讲了意见，要求在座的分管以上行业的副省长，加强警惕，提高防范，增加服务意识，确保工作不出大问题，有些问题还是提早解决，尽力避免上访案件的发生。

尽管在理论上，召开这样的信访联席工作会议，是很有必要的，工作方法也是得当的，可是，理论上在好，没有落实也是白搭，其实，这些都是面子工程，真正起到效果的事情微乎其微，渐渐的就变成了走过场。

按道理说，这样的场合，按照会议议程安排，是没有唐诚讲话和发表意见的机会的。

可是，常务副省长在他的总结讲话之前，有一个官场会议上的客套话，总要问一句下属的下属，说：“其他同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个明眼人一听，就是一个套话，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摇头说：“没有。”

可是，唐诚偏偏就和别人不一样，否则他也不叫唐诚了！

他偏偏和大多数的官场中人的选择不一样，唐诚心里有意见，他憋不住，老想着做官就应该为民请愿。他刚刚从红岗县参观归来，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当地教育资源的匮乏。

唐诚心想，既然是个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况且今天这个联席会议分管全省教育工作的孔德昭副省长也到了，如果唐诚亲自去办公室找孔德昭副省长去反映下面市县乡教育资源十分紧张的事情，这个于情于理于规矩都有点不合适，一个信访局的副局长，去管人家教育工作，这个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唐诚也没有道理。可是，环境可以改变规矩，在这个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上，唐诚就可以发表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另外，常务副省长也问到了：其他同志有什么建议也可以讲的。

行事风格和时下官场格格不入的唐诚，就石破天惊的站起来，答道：“领导，我有话讲。”

一下子，震惊了全场，使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唐诚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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